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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这种美的分析有一个明显的致命伤。他把审美活动和整个人的其它许多功能都割裂出来,思考力、情感和追求目的的意志在审美活动中都从人这个整体中阉割掉了,留下来的只是想象力和知解力这两种认识功能的自由运用和谐合作所产生的那一点快感。这两种认识功能如何自由运用与和谐自作,也还是一个不可知的秘密,因为他明确地说过“审美趣味方面没有客观规则”,艺术是“由自然通过天才来规定法则的”。他把美分为“纯粹美”和“依存的”两种,“美的分析”只针对“纯碎美”,到讨论“依存美”时,康德又把他原先所否定的因素偷梁换柱式地偷运回来,前后矛盾百出。就对象(客体)方面来看也是如此,他先肯定审美活动只涉及对象的形式,也就是说,与对象的内容无关;可是后来讨论“理想美”时却又说“理想是把个别事物作为适合于表现某一观念的形象显现”,这种“观念”就是“一种不确定的理性概念”,“它只能在人的形体上见出,在人的形体上,理想是道德精神的表现。”不但在音乐里,就连在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里最感动人的也不是概念性思想而是生动具体的情感。如拿莎士比亚为例,你能从他的哪一部作品里探索出一些概念性的思想么?确实有些批评家进行过这种探索,所得到的结论不过是他代表了文艺复兴进代的人道主义精神,更具体一点也不过象英国美学家克·考德威尔(注:克·考德威尔,英国进步作家,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文艺和美学。《幻觉与现实》是他的名著,其中分析过莎士比亚的剧作。)所说的,莎士比亚在政治倾向上要求英国有一个能巩固新兴资产阶级政权的强有力的君主。就是这些概念(你自己也许还在将信将疑)使你受到感动和教育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至今还抓不住莎士比亚的思想体系,假如他有的话。在读他的作品时,首先是他所写出生动具体的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性格,其次是每部剧本里,特别在悲剧里,都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强烈的爱和恨,强烈的悲和喜,强烈的憧憬和怅惘,强烈的讽刺和谑浪的笑傲,就是这些因素使我感到振奋,也使我感动苦闷。振奋也好,苦闷也好,心总在跳动,生命总在活跃地显出它的力量,这对于我就可心满意足了。阿门!首先,书信体作为《谈美书简》的体裁和结构,具有其它体裁和结构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该书是作者为了回答美学爱好者陆陆续续提出的问题而写成的,由于特定的读者对象,作者不能不考虑如何才能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让读者能够读懂看透,从而使艰深的美学概念、范畴、原理变得通俗易懂,所以作者没有采用学术专著的形式。宝马线上官网开户形象思维一切艺术的主要的思谁方式,不限于诗,也不限于比、兴。赋(直陈其事)也要用形象思维。姑举古代民歌《箜篌引》为例:

宝马线上官网开户此外,解释悲剧喜感的学说在四方还很多,例如柏拉图的幸灾乐祸说,黑格尔的悲剧冲突与永恒正义胜利说,叔本华的悲剧写人世空幻、教人退让说,尼采的悲剧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结合说。这些诸位暂且不必管,留待将来参考。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已传遍全世界,引起许多争执和分歧。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两人。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只有他那种创作方法才是正确的。为了针对我来为他自己辩护,席勒写了一扁论文,题为《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他想向我证明:我违反了自己的意志,实在是浪漫的,说我的《伊菲姬尼亚》由于情感占优势,并不是古典的或符合古代精神的,如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史雷格尔弟兄(注:当时德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抓住这个看法把它加以发挥,因此它就在世界传遍了,目前人人都在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是五十年前没有人想得到的区别。(注:《歌德谈话录》,第2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象画家和其他形象创造者一样,诗人既然是一种摹仿者,他就必然在三种方式中选择一种摹仿者,他就必然在三种主试中选择一种去摹仿事物: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按照事物为人所说所想的样子去摹仿,或是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摹仿。

不久前,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在广州召开了工作规划会议。在会议中碰见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同志,谈起我在解放前写的一本《谈美——给青年第十三封信》,认为文字通俗易懂,颇合初学美学的青年们需要,于是向我建议另写一部新的《谈美》,在这些年来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对美学上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谈点新的认识。听到这个建议,我“灵机一动”,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让我给来信未复的朋友们作一次总的回答,比草草作复或许可以谈得详细一点。而且到了这样大年纪了,也该清理一下过去发表的美学言论,看看其中有哪些是放毒,有哪些还可继续商讨。放下这个包袱之后,才可轻装上路,去见马克思。这不免使我想起孟子说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冯妇力能搏虎,搏过一次虎,下次又遇到一只虎,他又“攘臂下车”去搏,旁观的士大夫们都耻笑冯妇“不知止”。现在我就冒蒙士大夫耻笑的危险,也做一回冯妇吧!象上面所举的这类学说现在在西方美学界还很流行,其痛病和康德一样,都在把人这个整体宰割开来成为若干片段,单挑其中一块来,就说人原来如此,或是说,这一点就是打开人这个秘密的锁钥,也是打开美学秘密的锁钥。这就如同传说中的盲人摸象,这个说象是这样,那具说象是那样,实际上都不知道真象究竟是个啥样。在西方,亚理斯多德的《诗学》长期没有发生影响,而长期发生影响的是罗马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8年)的《论诗艺》。这位拉丁古典主义代表把典型狭窄化为“类型”和“定型”。亚理斯多德所强调的普遍性不是根据统计平均数而是符合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贺拉斯的“类型”则论量不论质,普遍性不是合理性而是代表性,具有类型的人物就是他那一类人物的代表。贺拉斯在《论年艺》里劝告诗人说:“如果你想听众屏息静听到终场,鼓掌叫好,你就必根据每个年龄的特征,把随着年龄变化的性格写得妥贴得体,……不要把老年人写成青年人,把小孩写成成年人。”可见类型便是同类人物的常态,免不了公式化、概念化,既不顾具体环境,也不顾人物的个性。宝马线上官网开户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险。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从此可见,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辩证统一含有两点互相因依的要义:人之中有自然,自然之中也有人。人得到充分发展要靠自然得到充分发展,自然得到充分发展也要靠人得到充分发展。自然是人的肉体食粮和精神食粮的来源,是人的生产劳动的基础和手段。人在劳动中才开始形成社会。生产劳动就是社会性的人凭他的本质力量对自然的加工改造。在这过程中,自然日益受到人的改造,就日益丰富化,就成了“人化的自然”;人发挥了他的本质力量,就是肯定了他自己,他的本质力量就在改造的自然中“对象化”了,因而也日益加强和提高了。这就是人在改造自然之中也改造了自己。人类历史就这样日益进展下去,直到共产主义,人和自然双方都会得到充分发展,这就是“人的彻底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彻底的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我从这种文字游戏想到文艺与游戏的关系。过去我是席勒、斯宾塞尔谷鲁督斯的信徒,认为文艺起源于游戏说是天经地义。从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以来,我就深信文艺起源于劳动,放弃了文艺起源于游戏的说法。近来我重新研究谐隐与文字游戏,旧思想又有些“回潮”,觉得游戏说还不可一笔抹煞。想来想去,我认为把文艺看作一种生产劳动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必坚持的不可逆转的定论,但在文艺这种生产劳动中游戏也碗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理由之一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的必然要透过偶然而起作用,而偶然机缘在文艺中突出地表现于游戏,特别是在于所渭“戏剧性的暗讽”。理由之二是劳动与游戏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的结果,到了消除了劳动异化,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一切人的本质活动都会变成自由的、无拘无碍的,劳动与游戏的对立就不复存在。每个人都可当文学家,不要把文学看作高不可攀。不过我在上文“只要努一把力”那个先决条件上加了着重符号,“怎样努力”这个问题就来了。文学各部门包括诗歌、戏剧和小说等的创作我都没有实践经验,关于这方面可以请教中外文学名著以及有关的理论著作,我不敢进什么忠告。我想请诸位特别注意的是语文的基本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语文就是文学的“器”。从我读到的青年文学家作品看,特别是从诸位向我表示决心要研究美学的许多来信看,多数人的语文基本功离理想还有些距离,用字不妥,行文不顺,生硬拖沓,空话连篇,几乎是常见的毛病。这也难怪诸位,从“四人帮”横行肆虐以来,我们都丧失了十几年的大好时光,没有按部就班地进行学习,而且学风和文风都遭到了败坏,我们耳濡目染的坏文章和坏作品也颇不少,相习成风,不以为怪。一些老作家除掉茅盾、叶圣陶、吕叔湘几位同志以外,也很少有人向我们号召要炼语文基本功。我还让得三十年代左右,夏丐尊、叶圣陶和朱自清几位同志在《一般》和《中学生》两种青年刊物中曾特辟出“文章病院”,把有语病的文章请进这个“病院”里加以诊断剖析。当时我初放弃文言文,学写语体文,从这个“文章病院”中几位名医的言教和身教中确实获得不少的教益,才认识到语体文也要字斟句酌,于是开始努力养成斟句酌的习惯,现在回想到那些名医,还深心铭感。我希望热心语文教学的老师们多办些“文章病院”,多做些临床实习,使患病的恢复健康,未患病的知道预防。

我抱着“偶然机缘”这个问题左思右想,愈想下去就愈觉得它所涉及的范围甚广。前信所谈到的喜剧中“乖讹”便涉及“偶然机绦”,我国最有科学条理的文论家刘德在《文心雕龙》里特辟“谐隐”一章来讨论说笑话和猜谜语,也足见他重视一般人所鄙视的文字游戏。文字游戏不应鄙视,因为它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它是一般民歌的基本要素,也是文人诗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歌最富于“谐趣”(就是所谓“幽默感”)。真正的“谐”大半是“不虐之谑”,谐的对象总有某种令人鄙视而不至遭人痛根的丑陋和乖讹。例如一首流行的民歌:我有时逃开自我,俨然变成一棵植物,我觉得自己是草,是飞马,是树顶,是云,是流水,是天地相接的那一条地平线,觉得自己是这种颜色或那种形体,瞬息万变,去来无碍,时而走,时而飞,时而潜,时而饮露,向着太阳开花,或栖在叶背安眠。天 鹨飞升时我也飞升,晰蝎跳跃时我也跳跃,萤火和星光闪耀时我也闪耀。总之,我所栖息的天地仿佛全是由我自己伸张出来的。这两例都说明作者在创作中体物入微,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就引起移情作用中的内摹仿。凡是摹仿都或多或少地涉及筋肉活动,这钟筋肉活动当然要在脑里留下印象,作为审美活动中一个重要因素,过去心理学家认为人有视、听、嗅、味、触五官,其个只有视、听两种感官涉及美感。近代美学日渐重视筋肉运动,于五官之外还添上运动感官或筋肉感官(Kinetic Sense),并且倾向于把筋肉感看作美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中国书家和画家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在近代,人是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一个活人时时刻刻要和外界事物(自然和社会)打交道,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人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不断反复流转的发展过程。为着生活的需要,人在不断地改造自然和社会,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自己。心理学把这种复杂过程简化为刺激到反应往而复返的循环弧。外界事物刺激人的各种感觉神经,把映象传到脑神经中枢,在脑里引起对对象的初步感性认识,激发了伏根很深的本能和情感如快感和痛感以及较复杂的情绪和情操),发动了采取行动来应付当前局面的思考和意志,于是脑中枢把感觉神经拨转到运动神经,把这意志转达到相应的运动器官,如手足肩背之类,使它实现为行动。哲学和心理学一向把这整个运动分为知(认识)情(情感)和意(意志)这三种活动,大体上是正确的。

通过实践来创造一个对象世界,即对有机自然界进行加工改造,就证实了人是一种存在。……动物固然也生产,它替自己营巢造窝,例如蜜蜂、海狸和蚂蚁之类。但一是动物只制造它自己及其后代直接需要的东西,它们只片面地生产,而人却全面地生产;动物只有在肉体直接需要的支配之下才生产,而人却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也生产,而且只有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人才真正地生产;动物只生产动物,而人却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联系到它的肉体,而人却自由地对待他的产品。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标准和需要去制造,而人却知道怎样按照每个物种的标准来生产,而且知道怎样到处把本身固有的标准运用到对象上来制造,因此,人还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恩格斯还根据达尔文的生长关联律,证明手不是孤立的,手的改变也引起脚和其它器官的改变。人脚能直众,行功更方便,人的眼界也扩大了,在自然事物中不断发见新的属性了。劳动的发展必然促进人与人的互助协作,“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了”,这就产生了语言的器官。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不但人,就连某些动物 (如鸟),也能学会一种语言,从此就获得“依恋、感谢等等表现情感的能力”了。“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使人的脑髓及其所统辖的各种器官一齐发展想来,日渐趋于完善化,从而人的意识也愈来愈清楚,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也日渐发展起来了。等列人完全形成,就产生了社会这个新因素,作为一种有力的推动力,同时也使人的行动有更确定的方向。”宝马线上官网开户形象思维的客观存在及其在文艺中的作用,在心理学和美学这些科学领域里应该说是早已有定论了。可是我国近年来却有人提出异议,否认文艺要用形象思维,甚至根本否认形象思维的存在。一九七七年一月,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了。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联系到新诗前途,信中还进一步指出:“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这个重要文件的发表,对于解决了国内早已引起争论的形象思维这一重大问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近三年来就已在文艺界和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辩论不正在继续进行。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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