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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曾先后担任法国《拓展报》、《经济论坛报》编辑,《世界报》驻纽约特派记者、财经报道部主任,现任《回声报》副总编。他同时还担任法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理事。通过这种集体机制,该地区在20世纪后半期掀起了连续起飞的浪潮。这些浪潮形成了世界贫穷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起点。每一次浪潮都在工业国家中引起过恐惧,有时还导致了激烈的贸易战。在80年代初,法国普瓦吉埃地区的海关工作人员就曾扣留过日本的录像机。90年代,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一位议员举起标有“菲律宾制造”的小裤衩,试图阻止它在法国市场上的泛滥。这些自然的担心在事后看来显然是过分了。中国的独特还在于它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大陆国家。它的领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位于世界前列,几乎是法国的20倍。它比俄罗斯(1700多万平方公里)要小,却远远大于印度,甚至大于美国。中国的矿产储备量是巨大的,无疑到现在还没完全探明。它还拥有多样化的气候条件。手机赌钱的游戏推荐面对中国庞大的“后备军”——数亿名随时准备为每月数十美元而工作的工人,孟加拉或越南这样的小股部队实在是无足轻重。在孟加拉或越南,工资比广东这个全世界的新制造业中心还要低,按理说,他们也可能与其大国邻居过上两招。可惜他们手中没有武器,缺少他们的中国“朋友”那样的通往发达国家的便道,例如越南还不是世贸组织的成员。而且,即使孟加拉和越南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他们还有职业上的弱点。在工业方面,人们常常认为他们不如其老大哥可靠,工作不够迅速、不够精确,他们的精英也比较缺少现代企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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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面对一只新来的大雁——中国,人们现在为什么会感到害怕呢?中国的起飞战略在许多方面与当年的日本是相似的,与该地区其他大多数国家也类似。由于这一点,有些人认为它依然属于“亚洲发展模式”。但实际上,人们惊奇地发现,前三代大雁的起飞战略还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它们都没有采取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而是把政府变成了真正的经济领航人;通过出口来促进增长;依靠巨大的储蓄,甚至是强迫性质的储蓄,以保证国家的财政状况;尽量保护国内市场;以及发展国民教育等。如果说中央帝国令人生畏,那是因为它与这个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它拥有辽阔的幅员,赶上了独特的起飞时间,从而彻底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中国,可不是一只寻常的大雁。表面上看,北京城里的商贸中心与其他地方的并无两样。密集的人群在那里挤来挤去,到处是广告牌,争相招徕顾客。七层大楼层层有滚梯相连,每层主营一类商品。二楼是鞋子和女式服装,三楼是男式服装和儿童用品,四楼是电信、电话机,如此等等。入口处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那里正好有两三位乞丐,成为中国都市中一道新的风景。这里与一般的大商场一般无二,但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只卖“假货”,真正的“假货”,假锐步,假威登,假万宝龙,假索尼,不胜枚举。中国人很现实,如有必要,他们会主动采取迂迴战术。在无线电话的技术标准方面,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而在芯片战中,他们的做法则更具代表性。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于2004年3月第一次受到来自美国的控诉。华盛顿指责北京打算对外国的微处理器征收17%的增值税,而对在当地制造的芯片的税率则只有3%。7月,美国总统特别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很有把握地宣布,中国已经放弃这项歧视性计划,有鉴于此,美国也撤回了诉讼。中国对“美国制造”的半导体的需求量确实很大,它自己目前尚无力制造这种半导体。在美国对华出口中,半导体位居第3(每年超过20亿美元)。两位巨人迅速悟出了各自的利益所在,芯片之战很快结束了。手机赌钱的游戏推荐历史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福特、罗斯福,或英雄的工会主义者。正是由于大众消费的扩大、福利国家和自由工会的出现,才使得最年轻的国家有可能赶上最老牌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逐渐趋同。中国无疑也将走上这条道路,但它还差得太远。考虑到它那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和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与当年的日本、新加坡或韩国相比,它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工资和成本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这样一个新巨人的崛起,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崛起,自然不能不引起许多担心,甚至害怕。如果还要用动物来做比喻的话,那就如同一只大象走进了瓷器店。在《追忆似水年华》一书中,马塞尔·普鲁斯特描写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感叹,她说,“中国让我感到不安……” 。今天,出于各自的目的,许多人都爱开玩笑式地引用这句名言。如果要拍成一部电影,那他们一定会给这部影片命名为《中央吸血鬼帝国》——当然是部恐怖片。他们会说,你难道没有一眼就看出来吗?那是个庞大的帝国,它正在吸食着全球的资源,损害着其他人的利益。它要吞食的不仅仅是奥运会的金牌,它还在抽取越来越多的能源和原材料。它把全世界的资本都吸引过来了——从3年前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国际资本的最大投资目的地。它还在无耻地窃取别人的发明专利和就业机会。毫无疑问,影片最后的一个场景将采用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2004年竞选时印制在传单上的一张照片:一个法国人被剥光衣服,塞进纸盒子里,纸盒外面印着醒目的大字标识——“中国制造”。旺达(Wanda),一只迷人的小老鼠——它其实是一种计算机鼠标。这种鼠标在美国所有正规的信息产品商店均有售,售价40美元。小巧、漂亮、无线控制,小小的旺达取得了疯狂的成功,成为真正的明星。它的制造者——罗技国际公司、一家美国和瑞士的合资公司——位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罗技公司很为自己的产品感到自豪,其年销售额已经达到2,000万美元,并且前景看好,在市场上总是充满活力。为了响应美国顾客对计算机外置设备的要求,保证最低价,公司决定在中央帝国的苏州进行制造。这样便有了旺达——这一“中国制造”的鼠标,就是上文所描写的那种。不过,它真的是在中国“制造”的吗?中国人每年要消费16,900亿支香烟,每年有10万人死于公路事故,在这片土地上,有170座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000万会弹钢琴的人……人们还可以继续无休止地罗列它的各种最高纪录。中国实际上自古就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帝国,这些数字对它而言既不新鲜也不独特。然而,它的硕大无朋却使它的腾飞具有了非常新鲜和独特的性质,成为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与以前在工业革命中起飞的小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具有世界人口20%的大陆国家正在进入工业世界,它所产生的影响与当年占世界人口仅2%的一个小群岛国家(日本)、乃至一组小群岛和小半岛进入工业世界时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能一样的。中国的巨大将迫使人们重新考虑全球化的风险。业内人士曾强烈劝阻美国这么发展下去。但是,为了表示它对穷国的好意,继续充当自由贸易政策的领袖,推动交易的自由化,华盛顿还是决定从一些产品开始逐步取消这些著名的配额制度。从2002年1月1日起,来自外国的胸罩和内衣可以自由进入沃尔玛、Gap和美国的其他零售商店的货架,限额被取消了。其后果是,仅工装布的进口量在3年内就至少增加了10倍。连锁店里面“中国制造”的货物的比例,从2001年的10%猛增到了2004年的72%。对美国纺织业来说,冲击是毫无疑问的,2000年,美国纺织业的从业人员有100万,到2004年只勉强剩下70万了。主要行业组织——全美纺织行业理事会——预言,从2005年1月1日起,在最后的障碍被取消后,今后几年内还将有60万从业人员从该行业中消失。也就是说,2000年是100万,10年后将只剩下1/10。法国纺织业的雇主和他们的雇员们听到这里,脊背想必一阵发凉!

首先,衡量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不能只看出口额占GDP的比例。这个比例必须与国家的大小联系起来看。国家越小,与邻国的贸易自然就越多,上述的比例就越高。例如,新加坡就只有400万人口,既无石油,又无汽车制造,也没有农产品加工工业。这个城市国家从外国买能源、汽车和食品,用的钱都是靠出口(运输、金融服务等)赚来的。为了扩大港口的运作,它还做转口贸易,其总出口量最终大大超过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反,大国就可以在国内找到很多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而不用到外国购买。所以,大国的出口总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着较小的比例。中国应当与美国进行比较,而不应当与日本或东南亚国家相提并论。今天,按前述指标来计算,中国与美国几乎同样开放。如果按相应的发展程度来看,中国明显比当年的美国更为开放。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的到来影响了原材料价格,也因此改变了市场交易的方式。原材料的卖主大赚其钱,而买主则饱受痛苦,一些出口国喜出望外,而进口国则要勒紧裤腰带。某些行业将从中受益,巨额投资将注入基础产业;另一些产业则将缺少资金,特别是加工业。在发达国家,加工业不仅要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之苦,而且将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中国的劳动力众多,受过良好培训而且工资低廉,这将是富国面临的另外一种交易方式的改变。第一个要素是:这是个真正庞大的国度。它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这是个异常巨大的数字,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包括19世纪美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在内,工业化国家的俱乐部还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申请者。到目前为止,加入俱乐部的都是些矮个子,中国的出现则是巨人的到来。在人类的经济史中,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13亿人口),在一个如此长的时期里(25年),有过如此迅速的增长(每年8%)。这一成功理应使人欢欣,但却引起了不安。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世界曾改变了中国。今天,中国就要改变世界。明天,中国将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通过这种集体机制,该地区在20世纪后半期掀起了连续起飞的浪潮。这些浪潮形成了世界贫穷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起点。每一次浪潮都在工业国家中引起过恐惧,有时还导致了激烈的贸易战。在80年代初,法国普瓦吉埃地区的海关工作人员就曾扣留过日本的录像机。90年代,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一位议员举起标有“菲律宾制造”的小裤衩,试图阻止它在法国市场上的泛滥。这些自然的担心在事后看来显然是过分了。2004年秋,爱丽舍宫,中国的企业家李东生(他的英文名字正好也叫“汤姆逊”)来了,就像东方的夏日骄阳一般照亮了皇家公园。这位46岁的TCL公司老板受到热烈欢迎,被来自法国企业40强的领导人团团围住。由于他推动了TCL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在电视机领域合作,与阿尔卡特公司在电话领域结盟,促进了中法之间的交流,这位中国电子业巨头受到了雅克·希拉克总统的特别青睐,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李总裁对自身经历的描述简直够得上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和同时代的其他年青人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经去农村插队两年,但后来成功自救,重新完成了学业。在广东工学院拿到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证书时,他刚好24岁。这位年轻人对北京吹来的新风十分敏感,1982年,他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建了一家磁带盒公司。当时,广东惠州一家企业的老板借给他600美元,使他得以起步。从磁带盒起家,他转向了电话机和电视机。在中国市场上,他以比西方竞争对手便宜两倍的价格销售大屏幕电视机。随后,他又投身于移动电话。是命运之神帮助他打开了这扇荆棘丛生的市场之门:他第一个在手机外壳上镶嵌珠宝,立即大获成功!手机赌钱的游戏推荐这时,中国来到了基础产品市场,大力购买原材料、能源和农产品。中国的到来揭开了上述美景的面纱,它告诉我们,经济生活还不是纯粹虚拟的,它永远也不会变成那样。脑袋还永远需要手臂,我们社会的生产活动仍然广泛依赖于那些实实在在的原材料:人们必须到深深的矿井中挖掘煤炭,打井开采石油,耕种小麦。今天,从巴黎向柏林,或从纽约向上海传送声音或图像,已不再需要导线,可是运输锌、钢与大豆却仍然需要港口、公路和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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